台灣生命倫理的開拓者——專訪蔡甫昌

台灣生命倫理的開拓者——專訪蔡甫昌
採訪／何艾玲

蔡甫昌教授是國內第一位專攻醫學倫理學的臨床醫師，1999年自英國曼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獲得生命倫理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繼續臨床工作，同時也傾注熱忱在醫學教育上。這20年來，蔡教授對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教學與實務應用貢獻良多，也推動台灣生命倫理的發展與世界接軌，在醫學教育的革新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踏上不同的道路——成為台灣生命倫理的先驅

蔡甫昌教授回憶，在他大四之前，台大醫學系尚未有醫學倫理課程。被譽為「台灣糖尿病之父」的林瑞祥教授當時剛從加拿大返國任教，發現這個問題後，就在擔任醫學系主任時開設「醫學倫理」課程，邀請德高望重的醫界前輩，包括宋瑞樓、洪祖培、徐澄清、李鎡堯、楊思標教授……等醫學權威，還有來自西班牙的神學與醫學博士、奉獻台灣半世紀的賴甘霖神父共同授課。當時蔡甫昌教授對這門課談論的主題十分感興趣，卻因為當時授課的型態是採大堂課講授，沒有討論與對話的機會，讓他對許多主題感到意猶未盡，也為他日後所選擇不同的人生道路埋下伏筆。

蔡甫昌教授年幼時受到父親的啟發，選擇了習醫之路，在醫學系畢業後、擔任7年臨床工作的過程中，一方面學習如何當個好家庭醫師，一方面也持續探尋自己人生道路與使命。回顧自己過去對哲學、倫理學、宗教學的興趣，希望能把這些關注跟醫療結合，於是逐漸朝向醫學倫理邁進。在完成3年住院醫師訓練、擔任金山鄉衛生所暨群體醫療執業中心主任2年、正預備返回台大醫院擔任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時，蔡甫昌教授向陳慶餘主任透露自己出國進修醫學倫理學的構想，先後獲得陳慶餘主任、謝維銓教授、謝博生院長、林瑞祥教授等師長的鼓勵，終於在兩年的預備後，帶著師長親友的祝福，遠渡重洋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開始生命倫理學的進修計畫。

相較於過去在台灣所受的傳統醫學教育，在英國進行博士研究的師徒制，有著嚴謹、開放、深入、犀利討論的學術風氣，帶給蔡甫昌教授許多啟發。除了日常的課程、持續的閱讀與寫作、每個月與指導教授Professor John Harris討論…，從這些過程中磨練倫理思維與論述的能力，並學習運用道德哲學的理論，來解決生命科學發展與醫療工作中的種種倫理問題，這也回應了自己在學生時代已深植、探索醫學倫理之渴望。在學習當代西方生命倫理學的歷程中，蔡甫昌教授也探討東西方不同文化脈絡下，醫學倫理價值觀與實作之差異，並將理論層面與臨床實務經驗結合。在明確的目標與時間的壓力下，終於在3年內完成博士學位回到故鄉台灣。

開拓台灣之生命倫理領域

在1990年代，歐美發展生命倫理已歷時20年，著名大學紛紛建立生命倫理研究機構、成立碩博士班、發展學術期刊等。然而生命倫理在台灣卻尚未起步。蔡教授得到許多師長的鼓勵與支持而出國進修，在歸國後也背負著開拓者的使命與角色，在過去20年中持續懷抱著熱忱，推動生命倫理的教學、研究與服務，逐步推動台灣的醫學倫理教育從「傳統醫學倫理（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走向「分析醫學倫理學（analytical medical ethics）」，將道德哲學的理論運用於實務臨床決策上。

2003年爆發的SARS疫情對台灣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許多醫療體系、醫病關係、醫療倫理的問題都受到社會的檢視。這也給予了醫學界反省與改進的契機，於是當年醫學界許多深具遠見的前輩，大力推動醫學教育改革，落實以全人照護為目標的醫療體制，將醫學人文、社會、倫理、法律，視為醫療體系再造的重點項目。蔡甫昌教授因此也有機會藉由教育部、衛生署（現衛生福利部）、醫策會、國科會（現科技部）、台大醫院……所委託的各類研究或教育計畫，推動生命倫理的發展。在蔡甫昌教授的規劃努力下，台大醫學院於2014年創立了「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這期間他也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講座榮譽會員」(2015)、獲選擔任國際生命倫理學會副會長（2016-7）、獲聘美國Goldman-Berland Lectureship in Palliative Medicine講座（2019）、德國MERCK Bioethics Advisory Panel亞洲代表委員（2017-9）等國際榮譽。

蔡甫昌教授表示，在醫師養成的過程中，除了科學方面的訓練外，每位醫師也應該被訓練成一個哲學家。因為比起一般人，醫師每日接觸到更多的生老病死議題，需要人文關懷的思維與哲學分析的能力，透過多元的觀點，培養並運用包括心理、社會、文化、哲學、宗教等學問的能力來探討與決策。除了醫療人員應該受到醫學倫理訓練外，其實每個人也都與醫學倫理、生命倫理脫不了關係。

在生命的歷程中，每個人總會面臨至親好友與自己的生老病死，必須做出醫療與生死的抉擇。而醫學與生物科技的進步，帶給人們種種醫療便利與健康福祉的同時，也帶來許多倫理與社會的挑戰，例如：人工生殖、墮胎、安樂死、器官移植、基因檢測、人類複製…等，這些都屬生命倫理學的討論範疇。此外，我們身處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例如生物資料與健康資料庫、大數據、基因編輯、再生醫學、細胞治療、奈米科技、人工智慧的研究，將對於個人、家庭或族群對於自我認同、自主選擇、隱私與保密、利益與風險、資源分配、社會正義等面向帶來新的倫理衝擊。身為新時代公民的我們，究竟會面臨什麼有關AI醫療應用的倫理挑戰呢？我們又應該如何思考與面對這些近在眼前的問題呢？

(本文為教育部「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