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Anthropologist）分久應合

人類學家（Anthropologist）分久應合
知識通訊評論第101期

原本希望瞭解人類變化的人類學，因其中分支學門發展而逐漸分道揚鑣至難以對話，彼此之間是對立和辯詰，現在是捐棄本位成見，進行跨領域合作的時候了。

《紐約時報》在二○一○年十二月報導，「科學」這個名詞已從美國人類學協會（AAA）一個新長期計劃中被刪除。該協會曾致力於「推進人類學成為全方位研究人類的科學」，如今其誓言卻改為「推進公眾對人類的全方位理解」。

撰稿記者認為，這為此學門中真正的科學家和他們的對手，帶來了一個史詩級的爭議引爆點。有人引述馬洛（Frank Marlowe，進化人類學協會候任主席；此協會為美國人類學協會的分支機構，令人好奇地獨立於美國人類學協會長期設立的生物人類學組之外）的發言說：「我們進化人類學家數量上不如新文化或社會人類學家，這些人中很多（並非所有）信奉後現代主義，這似乎又是『反科學』的代名詞。」

新的長期計劃，也在布落格圈引起不滿的傳言，而且仍在蔓延之中，且協會的執行委員會在安撫大眾（以及它自己的成員）上動作有些遲緩，都造成了一些誤解。他們並沒有打算讓人懷疑該學門的科學性。而事實上，同一個委員會同時提出了一個題為「人類學是什麼？」的說帖，明確地將人類學描述為一門科學。

「真正令人震驚的是，人類學家無法對這門學科的內涵，取得一致見解。」

顯然，這個委員會在掙扎著試圖提出一個對人類學包羅萬象的規畫，足以廣納其多元的研究項目。這是新聞嗎？確實如此，但布落客和《紐約時報》並不以為然，因為他們的看法是，反科學的陰謀已劫持了美國人類學界。真正令人震驚的是，人類學家無法對這門學科的內涵，取得一致見解。許多（可能是大多數）的人類學家已經遠離了自己的傳統使命（建立研究人類變化真正的比較性科學）。我們需要制定出我們現在的方向。
 

根柢與分支

人類學不只有演化領域，還包跨生物、社會、遺傳等

美國人類學協會陷入這樣的困境的原因是：就像地理，甚至可能像生物學，人類學是一門十九世紀的學科，分支繁衍出各種專業次領域。在許多大學院系和專業協會（如美國人類學協會及英國的皇家人類學研究所）中，生物人類學、考古學和各種傳統的人種學捆綁在一起；然而，這些次領域的關係往往很疏遠。生物學家研究遺傳學、神經科學、靈長類動物學，或追逐演化理論的新發展。除了上古人類的考古學，以及有關性與暴力的片段資訊，他們對考古學或人種學可能不會表現出什麼興趣。有些人似乎覺得，只要他們能抽出時間，他們也能夠把一些演化論的觀念帶進文化人類學。但他們太忙了。

同時，人類學家都認為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記錄人類極富多樣性的生活方式。對人性的普遍化論述，不應該基於單一篇亞馬遜人的暴力研究、藏族一妻多夫制，或南非勒夫杜（Lovedu）族的女女婚姻的報告。但是對「如何有效理解偏遠人民的習俗」，他們無法取得共識。社會人類學家與當前社會科學界流行的模式和理論爭鬥（理想情況下如此，雖然他們很少能抓好該跟上的潮流）。一些文化人類學家寧可將目標定在理解和翻譯，且他們從文學理論家和哲學家尋找靈感（最好是法國人，即使如此他們必須閱讀經常是難以理解的翻譯）。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類學的主要分支大體上漠視彼此，但在一九八○年代，兩個激進運動挑起了對抗。社會生物學者聲稱，遺傳學即將徹底改變人類科學；它最後將成為生物學的一門分支。雖然偉大的生物學家邁爾（Ernst Mayr）曾警告說，「有密切關係人類群體之間，有深刻的社會行為差異；這顯示這些行為中，有多少是文化而非遺傳」。社會生物學者還取材於動物行為學，這是個較舊的運動，從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甚至昆蟲）行為中發現了很大的相似之處。這激怒了頂尖的生物人類學家瓦許本（Sherwood Washburn）；他評論，人類行為學「可能被定義為科學，但假定人類是無法說話的。」

靈感來自於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優雅的散文，另一個新的運動在一九八○年代蔚為風潮（其實是另一個非常古老的運動的新瓶舊酒）。文化理論家，自認為是人文學家，堅持異文化的想法難以被翻譯，即使是最孤立的群體，都有變異和變化的特點，因此，要描述南非布須曼（Bushmen）人、或者特洛布蘭德人（Trobrianders），或同樣英國人做什麼（所有的人？總是？）是不容易的，所以這樣的比較是有問題。一些格爾茲的信徒遵循此道，直至走進相對主義的死胡同：所有關於人類的普遍性論述都是可疑的，除了「文化凌駕生物學」的鐵律以外。

薩摩亞女孩享有性自由，其性生活成為先天論與後天論一個常見的測試例子。

一九八○年代的爭論（並持續到一九九○年代）往往與有關種族、性別和暴力的論點密不可分，所以它們得到廣大公眾的注目。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暢銷書中，米德（Margaret Mead）曾報導，薩摩亞女孩享有性自由，所以能無憂無慮地度過青春期。超過半個世紀之後（米德去世後），弗里曼（Derek Freeman）痛批她的論述，堅持這些女孩非常純潔。神秘的是，薩摩亞少女的性生活成為先天論與後天論一個常見的測試例子。（最近的評論對米德比對弗里曼仁慈，雖然無論是弗里曼或米德對薩摩亞青少女的描述，都很明顯的不能不加批判地採用，更遑論他們的解釋。）

年輕女性也許會從解放的性生活中找到快樂，但是否年輕男子會走向暴力？查格儂（Napoleon Chagnon）聲稱，在亞馬遜叢林的雅諾馬米族中，最暴力的男子獲得女伴。（他還暗示，在類似天性的狀態下，所有的人都潛藏著雅諾馬米族的性格。）他對這些人的論述，受到其他人種學家質疑；質疑者提出報告，認為即使在不過兩萬兩千五百餘人的雅諾馬米族中，地域性變異都太大，尤其殺人和拐誘婦女比率更是如此。無論怎麼說，雅諾馬米族甚至不能算是最偏遠、規模小、技術有限的社會典型。許多民族志記載了狩獵採集族群中隨遇而合的兩性關係，從阿拉斯加到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或者提供了一些愛好和平、多妻、領導僧兵的印度首領的歷史記錄。

種族整體而言是更嚴重的問題，但人類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根本的分歧。一九九四年由心理學家賀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政治科學家莫瑞（Charles Murray）發表的書籍《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在美國引起有關種族和不平等的全國論戰。美國人類學協會和美國體質人類學家協會併同的發表了論述，總結科學上對種族的理解。簡而言之，他們認為人類變化的結構是生物文化的、臨床的和地域性的。於當今的智人（Homo sapiens）中，沒有等同於動物學上「亞種」的層級存在。個人和族群的確有生物省性的差異。然而，絕大部份的社會不平等肇因於政治和經濟史，而不是微演化的產物。

在充滿爭鬥的一九八○年代中，美國幾個代表性的人類學系宣告分裂。生物學家加入理學院或醫學院，文化人類學家與人文院系聯盟。考古學家走向可以尋求庇護之處。在歐洲，人類學的主要分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分道揚鑣。現在看來，美國人也步上了後塵。然而，在新的千年，精簡化和在地化趨勢本身受到逆轉。這是因為有學生對整套學問的學習需求，其中包括研究人類的起源、歷史和多樣性。

今天，人類學家可以愉快地或多或少參與跨學科教學，但是他們很少參與突破本身專長的研究計畫。在過去幾年，他們已漂流到一個更悲哀但更聰明的定位；有些記載人類生物學範圍的差異，有些研究社會制度和信仰體系。只有少數仍然試圖了解生物、社會和文化形式之間的起源和可能的連結，或以紀錄詳實的特定例子，來進行歷史和微觀演化相對重要性的辯論。

這非常可惜，且不僅是因為沉默的人類學家將此學門留給了由長於臆測，但可靠資訊不足的業餘人士寫的暢銷書。即使是對人性最古怪的概括，人類學家幾乎也懶得再挺身辯駁。不干他們的事。

合作力量大

「對研究古往今來，以及世界各地的人類，需要有純正的比較性科學。」

數據取樣96%來自西方工業社會，這代表著一種微不足道、明顯非隨機抽樣的人性。

可以確定的是，對人類天性作出普遍性論述，或光是加以界定都不是容易的。眾所周知（也許必然）在「天性」和「文化」不穩定的概念之間，往往理所當然的被視為對立，這正是其中的一個障礙。人類這個物種已經與其技術一起發展了數百萬年。避孕技術的進展，已經改變了我們的性行為。行走和說話這兩樣最根本、與生俱來的人類適應行為，是每一代的每一個人都會主動學習的。所以，無論人性如何，都顯然涵括了各種在地的形式，並且不斷流變。

顯而易見的結論是，跨學科研究是必要的。鮮有生物人類學家會注意社會或文化或歷史的因素。少數的文化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確實會用進化論或認知科學、採取生態的角度來思考文化變異，或者玩一下賽局理論，但他們覺得自己很孤立，甚至被邊緣化。當前有關認知、利他主義，或與此有關的經濟行為或環境惡化的爭論中，他們並不被視為是站在第一線，即使這些辯論通常是在非常有限的可靠人類變化資訊之上。一個罕見的例外是醫學人類學這個領域；文化人類學家與生物學家經常性地合作研究愛滋病毒和愛滋病、創傷後壓力障礙，或調查民間醫療信仰和習俗。

然而，即使允許目前他們的各自埋頭苦幹，人類學家們仍共享著偉大的共同理念。他們都同意，任何對人性的論述者，都必須學習很多的民族志學。這並不意味著空投進入叢林某處，靠著困惑的當地口譯員的幫助，作一些心理實驗，或用幾個破舊而有爭議的異國習俗和作法片斷，提出概括性的論述。不幸的是，幾乎所有人科學的研究經費，都是針對北美和歐盟的居民的研究。一流的美國心理學期刊中報導的受試者，有百分之九十六都來自西方的工業社會。這代表著一種微不足道、明顯非隨機抽樣的人性。

因此，對研究古往今來，以及世界各地的人類，需要一種真正的比較性科學。人類學就需要更多的跨領域團隊研究。若人類學家能閱讀彼此的論文、參加對方的會議，以辯論具體案例和特別的假設，將是一個好的開始。如果返回到一九八○年代，各方爭鬥的景況，則沒有前途可言。

(本文為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系訪問教授庫帕(Adam Kuper)以及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人類學系的馬可斯(Jonathan) Marks在二○一一年二月十日《自然》雜誌的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