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珍視的盧德主義

值得珍視的盧德主義
知識通訊評論第102期

反對紡織機的盧德份子

十九世紀為反抗紡織機器而來的盧德主義，事實上正是科學技術創新的原動力，二次大戰時一些盧德主義科學家，證明了拒斥過多無意義的形式創新浪費，才能去蕪存菁引導出真正有價值的思維精粹。

一八一一年三月，四處破壞機器的群眾衝入英格蘭中部，他們並非空前、亦非絕後，但掀起了後來所謂的「盧德份子之怒」，他們的目標是雇主及其機器，起初是製幭機與針織架，之後擴及其他織品製造商和機具；這些民眾是生計受到威脅的手工針氊工人，領袖借用盧德王之名，作為行動的代號。

自此之後，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後期，「盧德份子」意指對進步的反對者，特別是反對科學與科技進步者，今日則泛指未經思索便反擊各種批評。

事實上，對於大多數新構想、新發明、新創舉的反對力量，正是進步的要素。多數獎助金申請案與科學論文都遭到拒斥，除非有足夠時間與經費進行所有的研發，那麼多數的發明也必然遭到否決的，科學家在這股反對力量中扮演重要角色，阻止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對於新機器發明的狂熱。

「盧德主義」一如在一八一一的情況，指的是人們為特定理由反對特定新事物，也是普遍對新奇事物的反對，那麼盧德主義便有其存在的必要，科學家當擔起重責大任，作為其最嚴整的實行者。

外界常未意識到，無論是科學創新或任何的創新，其實是悲壯事業，多數時候連專家都冷漠以對，專利幾乎只是失敗者抑鬱斲志的檔案庫，大多數構想都遭人否定，假若世界上有個儲藏室，陳列遭遺棄的草圖、遭退件的手稿、未演出的劇本、未落實的療法，數量之多就會一清二楚。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並非敵視新意，相反的，因為新構想與產品實在太多，多數難逃被否定的命運。在富國之中，某些機構與個人的發明產量極高，縱然是好發明，也未必會獲採用，要經過許多程序才能達成，例如合成氨、拍攝彩色照片等，但只有極少數獲得垂青，重點並非是否要否決，而是否決的方式與原因。

科學的盧德主義正是避免浪費

科學盧德主義甚至未認知到自己的存在，科學界既然是關於創意、創新、未來、構想、發明與衍生，怎麼會有盧德主義？攪局者向來不受歡迎。

向浪費宣戰

科學盧德主義的歷史悠久，十八世紀初，英國皇家學會的自然哲學家德札古利埃（Jean Desaguliers）便否決許多計畫，節省許多要投資在永恆運動機器上的經費。另外例如與科學相關的產業於十九世紀後半興起，化學企業聘雇科學家，不只是為了操控程序或創造，還要負責評估以及回絕發明構想；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希望協助勝戰的愛國發明紛紛出籠，政府亦聘請科學家從數千件提案中篩選過濾。

二次大戰期間，英國科學家積極反對種種新武器構想，他們群起反對受古典及歷史教育出身的行政人員與政治人物，當時大眾普遍認為，政府與軍方內部已有夠多的盧德分子，不需要科學家協助，然而實情卻大不相同。英國政治與軍事菁英在另一批科學家支持下，熱衷於新機器以及能扭轉戰局的機器，希望以科學大國擊潰大批歐陸士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擔任首相的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即有科學背景，正是如此的一個新事物愛好者，不過仍比不上繼任者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德札古利埃

邱吉爾向來以喜歡機器聞名，自己也從事發明，他個人的科學、科技與經濟顧問為牛津大學物理學家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自然也成為對政府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一九四○年挪威與法國淪陷，丹麥也宣告撤守，兩人面對危機的反應，便包括要求研發更強大武器，鼓勵各項新機器研發，包括空投地雷、噴射引擎、原子彈、防空火箭、反坦克裝置，他們熱情始終不減，也不斷追求進步。

當時的盧德份子包括生理學家希爾（Archibald V. Hill）、化學家提札（Henry Tizard）、物理學家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皆為資深科學顧問。劍橋大學校友便選舉由希爾擔任該校兩名國會議員之一（這項制度於一九四○年代後期廢除），也是史上唯一曾擔任下議院議員的諾貝爾獎得主。他是保守派，但強烈反對邱吉爾；布萊克特為社會主義者，在戰後獲得諾貝爾獎；提札是科學顧問團主席，也參與了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空軍技術的快速成長。

這三人反對過去支持他們的發明家與首相，希爾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在國會指出，「因為在高位者的影響，無視於最佳科學意見，讓世界出現太多考慮有欠周詳的發明、裝置與構想…導致國家耗費大筆經費與力量進行研發與生產，犧牲其他有利可圖的勞工及物料」。

從希爾發表的報告可見，他認為一九三○年代最浪費金錢的，是防空火箭計畫，估計成本相當於三至十六艘戰艦或相同數量的大型工廠，且相較於傳統的防空火炮，火藥用量也高出三至四倍，他指稱這是「時間、努力、人力與物資最可怕的浪費」。至一九四一年六月，政府要求火箭年產九百萬枚，但這武器卻幾乎毫無效用，如今沒有人再提起。事實上，產量從未超過二百五十萬枚，後來是意外讓這些火箭轉為反艦與反坦克使用，才省下許多錢。

布萊克特領導海軍運作研究，基本上持一批判追求新武器的態度，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訂定運作研究原則的報告中，他批評主張「用新武器取代舊武器」只是「逃避現實」，卻鮮少研究「如何妥善運用既有技術」，認為更換戰略比更換武器更有效。布萊克特與提札都希望科學家能從研發轉向至「改善現有裝備的運作效能以及方式」，兩人亦反對英國製造原子彈，指稱所需時間與成本可能都會超支。事後也證實無誤，除了直到一九四五年，美國才做出第一枚原子彈，是史上最昂貴的炸彈，相較於英國估計，美方至少多花兩年時間與五十倍經費。

古德伊

要勝任科學盧德份子並不簡單，古德伊（Charles Goodeve）曾在二戰期間擔任英國海軍資深科學家，他回憶當時「理性之聲」以成本為由，反對興建巨型航空母艦，在內部研議時卻遭「痛批是國家阻礙」，古德伊估算（當然有些誇大），這艘航母是同盟國最嚴重誤判的戰時發明，包括社會主義的結晶學家班納（J. D. Bernal）在內，許多優秀科學家都支持興建航母，所幸這項構想只停留在實驗階段。

許多人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是英國科學的勝利時刻，原因出於少數知名裝備如雷達、噴射引擎、盤尼西林、人工港、海底輸油管等，也有些人會提到巨型航母，在此之中，只有雷達對戰爭真正有所助益，其他多數抑或無關，或是並不重要。英國噴射引擎未造成影響，原子彈也是，都未幫助戰爭終結；兩座人工港運至諾曼地海灘，雖然齊聲讚揚，但實際上大抵只有宣傳效果；為美軍設立的人工港尚未完工，其實就遭暴風雨摧毀，不過美軍之後仍成功登陸；英吉利海峽底部所舖設的石油管線雖然昂貴，然而一如美國盧德份子所言，根本沒有必要，而且效用也很差。

實際上，假若這些計畫均未進行，將研發與生產成本挪往他處，英國的戰功應該更為彪炳，此事的教訓是，並非每項知名科技都很重要。

盧德份子的必要

二次大戰之後，英國本應出現更多科學盧德份子，在一九五○與六○年代成功反對英國核電廠之後，理應為國家省下無數經費，因為發電成本不減反增；外界若更強烈反對協和號客機（異議人士包括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莫特（Nevill Mott）），本應該剝奪一些富人在天空的飛行時數，英法兩國納稅人就能有更多預算發展其他運輸方式，也能加速火車發展。

今日受公眾經費支助的研究人員都面臨壓力，必須說明研究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與其嘲笑科學家對他們研究經濟效益的輕視，就如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嘲笑原子能是”月光”的有名事例，我們應更重視如何阻止多數構想或發展繼續發展下去。

另一個英國的偉大發明，乃是國家衛生暨臨床最佳化研究院要求療程與藥品必須提出證據，目前遭到極大壓力，許多藥廠及病患團體都希望該組織為療效仍有疑慮的產品背書。我們需要更多人反對將資源用於研發效果類似的藥物，我們也要拒絕常見的技術改良提案，因為問題有時並非技術不足，而是需要全新的答案，基因改造科技或許有助於減少饑民，但如果只有更多基改作物，並無法解決問題。

拜倫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反對那些連最初盧德份子都要反對的進步或想法，面對當年有項政府法案，提議將破壞機器列為死刑，詩人拜倫（Lord Byron）向上議院解釋，盧德份子認為，「貿易過程改善應讓少數人變得富有，同時改善工業貧民的生活與福祉」，且「採用大型機具後…可能對雇主有利，也不會傷害雇員」，可是當時經濟狀態並非如此。今日許多人要做盧德份子，也並非全然反對進步或科技，而是拒絕特定背景下的特定表現，一如科學家所為。

科學家應接納並且修正自己盧德主義的一面，做為對知識及發明的公共服務，他們應運用權威，堅持科學整體與特定部分的差別，也堅持拒絕的必要性，才能提升菁英與大眾對於科學的討論層次。

(本文為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科學、技術和醫藥史中心艾格頓(David Edgerton)在二○一一年三月三日《自然》雜誌的專文，他的新書《英國的戰爭機器:武器、資源以及二戰中的專家》三月底在英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