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取所需的達爾文主義

各取所需的達爾文主義
知識通訊評論第85期

《物種源始》

一百五十年前問世的達爾文演化論，在不同文化中其實各有其不同詮釋也因而造就其舉世名聲。就是在歐洲，演化論的成功，也不是因於其堅持擺脫魔法、信仰或上帝，而是讓許多人重新對信仰傳統著迷。
十九世紀科學家裡，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全球最知名的。一八五九年出版《物種源始》，十二年後再出版《人類的起源與性擇》，世界各國當時都在討論他的學說。達爾文在一八八七年出版的自傳中指出，最遠至日本都有人在論辯他的觀點，並意外發現在有關《物種源始》的希伯來文研究中，指稱「演化論早已存在於舊約聖經之中！」
他之所以聞名於世，一部分要歸功於科技，《物種源始》出版前後，人類正好在大西洋底舖設第一條海底電纜，此後二十年間，歐洲也陸續以同樣途徑串連印度、中國及澳洲，而造紙與印刷技術精進，也讓思想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散播全球。
不過達爾文學說廣佈世界的主因，其實是思想易於融入地方傳統中，就像猶太人企圖尋找科學與聖經隱喻的關聯，雖然達爾文本身對此事感到驚訝，但這絕非只是特殊個案，包括印度、日本與中國學者都自行建立與天擇演化論的聯繫，追溯至古老且相似的思想流派，並宣稱那是演化論的前身。雖然特別是歐洲部分人士，將達爾文視為擊潰宗教信仰的武器，但舉世而言，宗教正反雙方都同樣重視達爾文，就連十九世紀伊斯蘭思想家也結合達爾文的觀點，搭配歷史宗教與哲學文本，對比今日穆斯林神造論者的態度著實諷刺。

宇宙秩序

以中國學者嚴復的作品為例，一八九○年代末，嚴復翻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天演論》，以儒道思辯精神詮釋赫胥黎與達爾文的文本。

赫胥黎向來大力支持達爾文，認為人們若將他人利益置於自身之上，根本就違背自然秩序，但此種悲觀態度與嚴復看待達爾文及孔子的論點相反，嚴復覺得兩人都深信宇宙秩序，分析儒道論辯、達爾文及其他維多利亞自然主義者的看法，嚴復主張自私與無私皆存在於自然秩序中，也在邁向理想國途中皆各有其位，關鍵在於尋求兩者的平衡，達爾文也因此在嚴復及他的許多讀者心目中，為儒道思想背書。
十九世紀東印度班加利的知識份子亦運用達爾文的學說，支持印度教長久以來的宇宙觀，諸多思想家均提到，現代實證主義理論與演化論均呼應印度教創造論。
例如印度實證主義學會重要成員穆克西（Satish Mukherjee）認為，印度教哲學的數論派是現代演化論前身，數論派認為世界是創造與崩解循環的結果，意識、自我與精神在事物中實現，再與事物分離，此種循環創造物種，亦帶動宇宙演化各個階段。在穆克西及許多後輩印度思想家眼中，數論派是將演化論應用於全宇宙。

達爾文

穆斯林亦在達爾文的理論中找到伊斯蘭精神，指稱伊斯蘭哲學家早就提到物種會隨時間改變，故每當阿拉伯文、波斯文或烏都文世界討論達爾文時，總會引述伊斯蘭早期哲學與宇宙論，西元十世紀及十一世紀的伊斯蘭文本認為世事具有階層，包括礦物、植物、動物等，甚至主張猿猴為低等人類，十九世紀穆斯林均據此認為達爾文的理論「並無新意」。

帝國與演化

這許多學者之所以力持演化論，其中一項主因在於抗拒西方帝國主義，在歐洲帝國主義最高峰時，白人優越論相當普遍，非西方宗教人士則強調，其教義中更具理性，並非西方世界所言只有落後而迷信。許多人亟欲強調這些傳統與西歐世界不同，很願意接納、強化甚至期待現代科學研究結果，他們藉著擁抱達爾文思想，來強調只有基督徒與科學產生衝突。
埃及伊斯蘭領袖阿布杜（Muhammad Abduh）便擔心，基督教傳教士可能登堂入室，入侵鄂圖曼伊斯蘭帝國的教育體系。他也厭倦外界批評伊斯蘭教無力因應現代科學與教學法，在一九○二年出版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科學與文明》中，阿布杜指出，歐洲基督教文明與科學暴力衝突不斷，反觀伊斯蘭教從來都無此困擾，為強調此項差異，他屢屢在講解《可蘭經》意涵的演說中，提及達爾文及演化論。
雖然有許多人除藉達爾文彰顯其文明的榮耀，也有人用來解釋為何他們文明在現代落後於西方世界，人們運用達爾文理論說明西方目前科技及帝國優越現況，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在未來的成功機會。
例如在西方前進非洲的高峰期，埃及知識份子兼女權鬥士阿敏（Qasim Amin）便曾於一八九九年警告，「西方文明因蒸汽及電力加速進展，從原住地擴展至世界各個角度」，他也警告意志不堅者將無法捱過這場風暴。阿敏身為公務員，認為有必要進行社會變革。韓國與印度民族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初主張自強，也與伊斯蘭世界有同感，尋求演化論支持者協助，並推動重要政府革新，不過知識份子的主張亦非總是獲得重視。
推廣政治「演化」時，歐洲以外的達爾文支持者並不主張革命，而強調漸進式的變化，模仿一步步逐漸改變的天擇過程。
加藤弘之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講師，在二十世紀初運用達爾文理論，捍衛日本皇室制度。當時民主運動風潮正在挑戰明治天皇權威，加藤每星期為天皇講解憲法與國際法，他支持中央集權的皇室統治體制，並以達爾文主義的語言做為佐證，用科學證明激進變革無法解決日本問題。
加藤認為達爾文的「生存鬥爭」意即緩而漸的「道德鬥爭」，包括在自我犧牲的武士精神中，以絕對效忠天皇超越一切原則，日本社會認為武士因死亡而獲得完全勝利，故道德鬥爭的最終勝利者，即為更大目標而如烈士般死去。
這反映出非歐洲地區回應達爾文主義的另一項共通特性：在演化論背後，人們是否能從自然找到道德準則，對加藤和許多人而言，光是生存不足以體現真正道德，必須存在某種超越生命的價值，才能讓生命具有目的，伊斯蘭改革者伊克巴爾（Muhammad Iqbal）指出，達爾文的演化論觀點問題在於死亡「缺乏建設性意義」，或許因此讓許多人加油添醋，將自身長久道德體系與達爾文串連起來。

達爾文學說是挑戰西方宗教的象徵

懷疑論的典範?

若人們今日沒注意到，達爾文學說能輕易融入地方傳統，是因為西方世界討論達爾文時，主要鎖定於演化論與基督教的衝突。自一八五九年以來，科學支持者便常用達爾文來對抗宗教，達爾文也成為質疑宗教的典範，以及現代科學的長期象徵。
達爾文理論確實加深科學價值與宗教信仰的界線，對赫胥黎等達爾文的信徒而言，達爾文的實證角度可用來劃分知識與信仰、事實與虛構，英國國教等宗教機構也開始反擊，主教聲稱相信達爾文即讓靈魂涉險。
但實際情況永遠沒那麼單純，達爾文自己的著作中，對於宗教問題顯得不夠斬釘截鐵，有時言辭也不一致，在《物種源始》一書結尾時，對於物種最終源起亦含糊不清，他使用基督教創造論的重要隱喻，認為生命的力量「從原初吹進」不同形式，在書信中也常自述為不可知論者。也並非所有基督徒都對達爾文避之唯恐不及，有些新教徒與天主教徒認為，可結合教義與演化論，並因此重新反思自己對聖經的詮釋。
不論今昔，達爾文對人們的意義各異，他在全球的革命份子或反宗教形象並不鮮明，反倒重振了諸多傳統，他觀望現代與古代兩個世界，也為古代哲學家、道德論辯與王室支持者注入新生命。
今日許多支持智慧創生的知識份子仍在爭辯，是否該將演化論逐出校園教學之外，我們或許可藉此機會，回想達爾文當初如何吸引舉世目光，不是因為堅持讓世界擺脫魔法、信仰或上帝，而是讓許多人重新對信仰傳統著迷。

(本文為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自然》雜誌專文，作者艾爾夏奎(Marwa Elshakry)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副教授，他即將出版《在中東閱讀達爾文》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