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與文化：神經生物學、意識型態與社會變遷(Brain and Culture: Neurobiology, 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

腦與文化：神經生物學、意識型態與社會變遷(Brain and Culture: Neurobiology, 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
知識通訊評論第40期

作者：韋思樂（Bruce E. Wexler）
出版：Bradford Books，2006年320頁
定價：21.95英鎊

也許人腦剛開始是一面白板，套句盧梭的話，我們本是「完美的白癡」。不過，從另一個極端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可能是一把瑞士刀，配備各式各樣富有結構的神經單元。

也許，人腦以固定單元為始，隨著時間發展而靈活多變。也可能，它原是渾沌不明，後來才變得單元各就其位，次序井然。也許，人類心智的巧妙，莫不繫於我們使用複雜語言的能力、文化的學習，或者是後設表徵心象（meta-representation）。

我們有太多簡單的人性學說，彷彿一句之內，萬事洞明。

韋思樂引人入勝的新作《腦與文化》談到，人類心智所以有趣，不在於天生的性情，也不在於環境的結構，而是這兩者的互動。

他認為，人與環境的互動，遵循一種「內外調和原理」，也就是說，人類的內在神經結構會努力適應外在環境。

韋思樂在本書前半部，討論了這個理論對於人類發展的意涵。他認為，外在環境塑造並改變了孩童的神經結構，換言之，內在的人性本來就需要外在的教養。

雖然他承認人性的某些面向純屬天生，他的理論仍和盧梭的觀點一致。

書中有一個發人深思的段落。韋思樂把人的腦和胃做了比較。他認為，胃可能比腦聰明。

胃能夠自外於環境，獨立運作，但是腦沒有辦法，他說：「腦在自己裡面複製了外在的影響，腦接受了外在複雜影響的絕大部分，在人類長成的初期尤其如此。」

這本書的後半部，探討與調和原理相左的現象：在青少年的晚期，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降低，我們不再要求自己的心智去適應這個世界，反而希望世界能夠依照我們的想法運行。

我們喜歡熟悉的人事物，拒絕新的點子，環境一改變，比如所愛之人離世，或移民到新國度，我們就深感痛苦。

這不需要用到什麼神經科學知識。韋思樂從社會心理學、歷史和政治科學隨意拈來諸般例證，只為闡明論點。

《腦與文化》是一本深思熟慮而高瞻遠矚的書，通篇巧思，鑄句典雅，清暢可讀。

可惜全文主旨，也就是那調和原理，說服力不足。

語言何其複雜。韋思樂顯然篤信環境造化之功，主張語言是文化的資產，不是腦的資產。他又強調，沒有受過語言薰陶的兒童，絕無學習說話的可能。這個論點乍聽之下頗有道理，卻無實際根據。

葛玫鐸（Susan Goldin-Meadow）、沈格斯（Ann Senghas）等人的研究已經發現，失聰的兒童儘管沒有人教他手語，仍可能自創語言。就算是語言發展正常的孩童，也能在沒有太多外在輸入的情況下，迅速發展出一種對於詞彙、語法的抽象性、衍生性的鑑賞能力。他們藉此製作並理解從未聽聞的句型。

韋思樂在本書的其他部分，提到家長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立論於精神分析的文獻，指出監護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對於塑造兒童的心智有極大的影響力。

這是關鍵。對於包括人類的靈長類動物而言，正常發展有賴教養。但是，行為遺傳學的一項驚人發現也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在才智、性格、氣質等方面的差異，與其教養過程的關係並不大。其實，大約有一半的差異源於基因，另一半的差異才是不同的環境，不過這些環境因素與父母教養小孩的模式，也沒有關聯。

調和原理是否適用於成年人？人類傾向找尋熟悉的東西，討厭新鮮事物，這種案例俯拾即是。不過，喜新厭舊的情況也所在多有。

學者研究快樂，發現新的經驗使人愉快，倘若經驗不斷重複，它讓人快樂的效果可能遞減。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總想體驗新鮮事的原因。學者把這種心態稱作「快樂跑步機」（hedonic treadmill）。

韋思樂說，愛人死亡常會帶來痛苦與一段哀悼的時間，這就是調和原理的實踐，「這個情況生動顯示了內在結構與外在刺激之間突然的斷裂，會有何種後果。為了找回原先熟悉的調和狀態，必須花費時間特別努力。」

不過，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喪失親友的痛楚是來自一種失去摯愛的斷裂感受。其實，談戀愛也是一種突然的斷裂狀態，只是這種斷裂通常充滿樂趣。

無論從演化或發展的觀點來說，人類遭遇的問題都太廣泛，很難找到一個能夠解釋人類心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單一法則。

在某些領域，發展可塑性（developmental malleability）也許適用，但是在其他領域就無法解決問題。有時候，成年人會討厭新的狀況，好比摯愛過世；但是有時候我們必須擁抱新的事物，當新的關係正要開始，更得如此。總之，人類心智與外在環境的關係，錯綜複雜，一言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