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科學家該攜手行動了

氣候科學家該攜手行動了
知識通訊評論第120期

（本文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地球科學系的氣候科學教授雷普利（Chris Rapley）在2012年8月30日《自然》專文）。

反對氣候變遷的聲音，因為訴求簡明，策略有效，在全球聲勢看漲。氣候科學界迷於研究數據，說理繁複，態度本位，也不面對過去以來的行業信譽危機，現在應是攜手合作面對問題的時候了。

最近，我與英國右翼政客討論了氣候變化問題。我們都聲稱站在理性和公正的制高點。但是，我們的想法並沒有交集。他的論點對此問題不屑一顧：認定是並未發生的誇大過程；溫度變化不顯著；人類會能適應。他將減緩氣候變化視為經濟發展的威脅，並認為解除管制的市場，能夠解決任何問題。他的臨別贈言像是被勝利沖昏頭，「在關鍵的政治當權者中，你已經輸了這個議題！」

在美國、加拿大和澳洲，氣候科學成為右翼政治攻擊的焦點，已有一段時間。然而，這在英國是一個新的發展。僅在四年前，英國氣候變化法案獲所有黨派支持通過而成為法律。且在2010年，保守黨首相卡麥倫（David Cameron）說，他希望聯合政府是「有史以來最綠色的政府」。然而，最近同樣的一個政府決定，將降低綠色能源的補貼，在先前的承諾上開了倒車。

2004年，極端天氣在孟加拉造成三千萬人流離失所的大洪水。

根據預測，隨著全球持續暖化，類似2004年在孟加拉造成三千萬人流離失所的洪水的極端天氣，會變得更加頻繁。

在國際層級上，美國國內的黨派僵局，嚴重損害了削減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進展。美國氣候變化特使史騰（Todd Stern），目前已建議，可能不得不放棄已廣被採納，對全球暖化的攝氏兩度限制。

由此可見，輕視的聲音勝過了科學的訊息。他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有效的溝通策略，那是氣候科學界還沒能學習或利用的。如果決策是基於證據，而且想要釐清進一步扭曲真相的風險，主動糾正平衡就至關重要。如同政治科學家薩爾維茲（Daniel Sarewitz）、小皮爾克（Roger Pielke J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從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夠多了！」

現實檢查

第一步是了解相反證據既已如此廣泛和令人信服，輕視氣候變化的聲音為何還能立足。社會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對此已經發表了很多論述，但是這並不意謂，它已被氣候科學界閱讀、理解或吸收。身為倫敦的科學博物館、英國南極調查計畫和國際地圈─生物圈計畫前主任，我的經驗是，這些說法並未被了解，尤其是在資深科學家間。

《疑問商人》。

有些材料已被重視，如歐蕾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康威（Erik Conway）2010年出版的《疑問商人》一書。那本書分析將一群自由意志論積極分子，阻滯溫室氣體排放法規的政治影響力，理解為「邪惡」的既得利益的永續圖謀。它對這令人費解的情況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說明。然而自然科學家對社會和政治科學家見解深入，且解釋當下運作更深層機制的著作，多半聞所未聞。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問題的部分原因是，研究人員都很忙，不堪資訊的重負。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IPCC）即將提交報告一個章節的主要作者告訴我，在她的部分一年就有八百多篇論文發表，剩下可更廣泛閱讀的時間不多。因此，這就可以理解，大家傾向跳過不熟悉的領域和作者的作品。但為了對社會有價值，氣候科學家需要掌握如何有效說明他們研究成果的方法。

也有一些不舒服的真相得要面對。在2009年11月，由英國諾里奇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組流出的電子郵件（被稱為「氣候門」），造成的後遺症仍有待排除。氣候科學的領導風格，迷戀於提供更多同樣的研究，似乎忘了不斷變化的現實，已失去方向。在我看來，我們的社群還在否認這些問題。我們氣候科學家（無論自然和社會學科）需要重整我們的目的、重新建立我們的正當性，識別和理解我們的目標聽眾，並決定如何最有效表達我們的消息。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新的、一致的走向，積極主動地參與政治與公共發言。

他們為什麼不接受？

對於「為什麼大家會拒絕氣候科學的資訊」已有很多的了解。據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2012年出版的《快速和慢速思維》（Thinking Fast and Slow），人類的頭腦幾乎可以相信所有的東西。無意識的價值觀、態度和信念篩選我們對證據的吸收。我們被我們所認同、擁有我們所追求地位的人的意見所影響。

「一旦建立了一種心態，與之不和諧的事實就遇到了阻力。」

氣候科學的領導風格，迷戀於提供更多同樣的研究，似乎忘了氣候變遷乃是不斷變化的現實。

一旦建立了一種心態，與之不和諧的事實就遇到了阻力。如同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 K. Galbraith）觀察到的，「面臨在『需要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和『證明無須這樣做』兩者間做選擇，幾乎每個人都會忙於後者。」若某人已經對自己的立場投入愈多，他們尋求將之正當化的努力就愈強烈。若此人受的科學訓練愈多，這樣的作法就更有效。

我們從歐蕾斯克斯和康威的書知道，既得利益集團一直在努力播種疑問。而媒體提供「平衡報導」的做法，加強公眾對科學的分歧，這對積極參與和產生信念都會是一個障礙。但誤導資訊行動會產生共鳴，因為他們能深入人們的需求。

人們竭盡全力避免或消除焦慮。氣候變化的影響，深刻地令人擔憂，所以人會減低、否認或拒絕令人不安的消息。常見的下一步，就是指責或貶低訊息提出者。

然而，焦慮本身並不能解釋這些持輕視態度者的強烈情緒。輕視氣候變遷的態度，和個人主義及和自由意志論者政治立場之間的關聯，顯示這種信念的意識型態根源。氣候變遷的涵義，挑戰了現代世界治理、資金和使用燃料的基本前提。會有兩極化反應並不奇怪。在與政治人物的討論中我發現，與未能有效溝通的現狀相反，對氣候科學的資訊，可能已經被理解得太深入也太清楚，尤其是右派政客。

需要重整團隊

那麼，什麼是氣候科學家該做的？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和接受，無論是在與決策者或公眾的討論中，我們都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政策辯論。科學是複雜的，預測是不確定的，而其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需要應對的問題已超乎了事實，而是諸如「這對我意謂什麼？」和「我們的選擇是什麼？」。

《誠實中介人》。

正如小皮爾克在他2007年的著作《誠實中介人》（The Honest Broker）一書中討論的，我們需要選擇最適合選定情況的角色，並明確做出這樣的選擇。提醒注意極端天氣事件增加，對糧食供應的風險，就是扮演「提出議題者」。如果以可能的最廣泛緩解替代方案，來說明氣候對全球糧食供應上的影響，則是擔任「誠實中介人」的角色。這樣有危險。步入政策宣傳或運動，超越了科學的領域，因為失去了公正性，會冒因觀感（或事實）破壞正當性的風險。

然而，如同薩爾維茲所指出的，科學家帶有權威「可倡導某特定的基於事實對世界的解釋，優於另一個」。因此，擔任「科學仲裁者」解釋證據並挑戰誤解，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重建信任

一旦面對無法調解的分歧，非專業人士必須決定該相信誰。因此，信任是最重要的問題。其中存在一個問題。

雖然與其他行業相比，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普遍較高，在2011年初的一項研究發現，只有三分之一的英國受訪者同意這樣的觀點，「我們可以相信氣候科學家告訴我們的氣候變化真相」。有三分之一不同意（請參閱「信任的程度」）。這種不信任的意見與「氣候門」事件後的指控有關聯，右翼政客更宣稱氣候科學家在捏造「騙局」。因此，氣候科學社群需要修復我們的聲譽。但怎麼做呢？

我提出，氣候學家應同意並承諾奉行專業操守原則，以作為我們的理念的公共聲明；這或許可透過一個相當於醫學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達成。這些原則包括工作標準、公正議題、透明的過程或數據可獲取性，並願意積極與非專業人士互動。2010年新加坡科研誠信聲明，提供了一個可資奠基的框架。

在同行評核過程中的弱點；關於利益衝突的程度以及批判性質疑的有效性，需要科學家和期刊編輯共同解決，且解決方案應透明和公開。

交鋒準則

輕視氣候變遷的智庫和組織一直能奏效，因為他們已經了解了社會科學界的真知灼見，並將之付諸實踐。他們提供了符合特定價值和世界觀的簡單塑成資訊。他們的評論持久、一致地流通，且由提供了更深入論述的材料支持。他們的敘述由看法相同的媒體和政治部門傳播和放大，這些人甚至由他們所培育。

「人們仍然普遍依賴資訊不足的缺陷模型。」

與此相反，氣候科學界傳遞給政策制定者和公眾的訊息，往往是高度技術行且繁複的。它們往往支離破碎、強調不確定性，還漠視他們所觸發的情緒和關聯性。大家仍然普遍依賴資訊不足的缺陷模型，專家將非專家視為空容器，可以簡單地去倒滿「真相」。

提供這樣的資訊的手段往往是透過辯論，加強了黨派對立，而且塑造出所提出事實尚未釐清的印象。更有效的是一對一會議或觀眾為主導的對話活動，如科學博物館達納中心開發的活動。該中心安排觀點不同的專家參與討論小組，讓人們有機會探索有爭議的問題，使他們能夠選定自己的看法。

對於所有的氣候科學家都同意的大量證據，我們需要提供一個持久、一致的敘述，而且以具有說服力的背景材料作為基礎。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使政治決策趨向實際回應，一個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我們需要接受，一些我們氣候科學家尚未取得一致意見的事（在我們這個領域的前沿細緻入微的糾紛），其實與政策制定無關，頂多說明了我們目前所知的極限。同時，我們必須與報紙編輯和政客見面溝通。

呼籲採取行動

誰能夠組織這樣的行動？氣候科學跨越許多學科，沒有一個單一的專業團體或發聲管道可為代表。一個可能性是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連同其學術和政府間的合作夥伴。2012年3月，它推出了為期10年的策略，被稱為「未來地球」，其目的是在改造其全球變遷研究計劃，以更能滿足社會的需求。

然而，這份文件令人失望。它提供了一種更有條理的方法、更廣泛的合作夥伴關係，和更密切地參與決策者的眼光。但它的寫法，把氣候門案、輕視氣候變遷論智庫的崛起，以及疏離於公共參與的問題當成沒有發生一樣，既不承認也不解決這些問題。

由於需要迅速取得進展，且學術領導方向聚焦並非在此，由下向上的方法可以提供前進的方向。在2009到2009國際極地年的經驗顯示，那可能會多麼有效。我們這些參與國際極地年計劃者，著手接觸下一代的極地科學家。我們對這該怎麼做，並沒有明確的想法。最終，年輕的科學家自己以社交網絡建立了生涯前期極地科學家協會（APECS），取得共識並追求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最高水準的極地科學組織和規劃上，APECS已成為一股主要的影響力。

同理，我相信網際網路為各個學科志同道合、積極進取的氣候科學家提供了論壇，可以推動和改造氣候科學對公眾和政治的影響。這種方法可以建立在現有的氣候科學網站和運動，如「懷疑的科學」（Skeptical Science），「真正的氣候」（Real Climate）、「碳簡報」（Carbon Brief），當然還有IPCC，以發展比目前更加連貫，具優先順序和量身打造的資訊。

在這個星球上的警告信號是明確的。現在是我們氣候科學社群採用海上獨筏運動員面臨挑戰太大、難以單獨處理的情況時的高呼的時刻了，「併舟（並肩合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