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理性地對待氣候變化問題——專訪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 (I)

科學理性地對待氣候變化問題——專訪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 (I)
知識通訊評論第95期

二○○八年一月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古氣候學家丁仲禮院士，二○○九年帶領一個研究小組，通過大量的計算，提出基於人均累積排放指標的全球各國未來排放權方案，在學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丁仲禮院士

在該年歲末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他又用研究資料直指目前一些主流的溫室氣體減排方案，如IPCC（跨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方案、G8國家方案、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方案等有失公允。二○一○年七月十九日，在北京三裏河中科院辦公室，丁仲禮就氣候變化研究相關問題，接受《科學新聞》記者的專訪時，話語間流露出的依然是嚴謹、率直的本色。

科學新聞：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攝氏二度是人類社會所能忍受的最高升溫限度，也就是攝氏二度閾值。目前全球碳減排的談判，是為了防止全球氣溫升高攝氏二度可能造成的災難性變化嗎？

丁仲禮：我個人認為攝氏二度閾值主要是一個價值判斷，而不完全是科學結論。以物種滅絕為例，IPCC指出升溫攝氏二度，可導致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物種滅絕。這個結論是模型計算的結果，依據是實驗室對物種的一些控制實驗。但研究者忽視了自然界的物種具有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比如可以遷徙。所以僅僅增溫攝氏二度就將造成災難性後果的說法值得質疑，至少地質歷史上增溫後生物多樣性增加這一普遍現象不支持“災難性後果”這種預測。

儘管從科學的角度，攝氏二度閾值存在很大的爭議，但從控制增溫這個目標出發，總得有一個具體的數字，以表明各國政府對增溫的態度。所以我們要從道德層面去理解“攝氏二度閾值”。

科學新聞：國際上的很多減排方案，如IPCC方案、G8國家方案等把IPCC提出的要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百萬分之四五○作為控制目標，你是如何看待這個目標濃度的？

丁仲禮：首先我要對一個基本概念進行糾正：IPCC所說的百萬分之四五○不是二氧化碳濃度，而是二氧化碳當量濃度（各種溫室氣體按照致暖效應折合成的二氧化碳濃度）。目前的二氧化碳濃度是百萬分之三八九，加上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氧化亞氮等的折算，二氧化碳當量濃度已達到百萬分之四六○左右。你們可能會感到奇怪，為什麼目前超過了百萬分之四五○，還要以此為控制目標？這是因為IPCC報告認為人類排放的大氣氣溶膠可能起到致冷作用，大約可以抵消百萬分之八○二氧化碳當量濃度的致暖作用。

事實上，排放到大氣中的氣溶膠多種多樣，有的起致冷作用，比如硫化物，也有的起致暖作用，比如黑炭。目前受觀測條件的局限，對氣溶膠氣候效應的認識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以我“小人之心”度之：IPCC片面強調大氣氣溶膠致冷效應的目的，是為了誇大溫度對二氧化碳濃度的敏感性，以推行他們的激進減排方案。因此我個人認為，IPCC將攝氏二度增溫與百萬分之四五○二氧化碳當量濃度掛鈎，缺乏科學證據。

科學新聞：你指出國際上的很多減排方案如IPCC方案等有失公允，你認為合理的減排方案和大氣中二氧化碳控制的目標濃度有關嗎？

攝氏二度閾值不完全是科學結論

丁仲禮：有關。一個目標濃度設定後，總的未來排放空間就隨之而定，問題就變成如何將這一排放空間在各個利益主體間分配，目標越激進未來排放空間就越小，對不同的減排方案的爭議就會越多。

IPCC等方案的不公正性重點不在於目標濃度的設定，而在分配原則上。這些方案在全球未來排放權的分配上，違背國際關係中的公平正義原則和共同而有區別責任原則。IPCC方案的本質，是給發達國家安排了比發展中國家多二到三倍的未來人均排放權。所以我們說，IPCC提出的碳減排方案，對包括我們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是不公平的，有它明顯的政治傾向。換言之，IPCC是打著貌似公正的旗號，制定了一個不公正的減排政策。這也是發達國家政治家為什麼要力推IPCC方案的原因所在。

科學新聞：IPCC得出的有關氣候變化的結論，主要是建立在已經發表的大量文獻的基礎上，但為什麼目前會出現巨大的爭議？

丁仲禮：爭議並不是現在有，過去也一直有，原因很簡單：氣候系統太複雜，人類對其理解程度還很低。當然，IPCC對文獻的選擇性採用可能也是爭議的原因之一。比如，六千年前的地球大氣溫度比現在高攝氏二度左右。當時的中國是仰紹文化時期，農業文明在全球範圍內取得長足的發展。古氣候研究界將這個時期稱為“全新世氣候適宜期”，因為這個時期有利於人類生存繁衍。地球歷史上的冷暖交替過程中，暖的時期往往是雨量充沛、物種多樣性豐富、生物產率增加時期。像這種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件，國際上也發表了很多學術論文，幾乎已是常識，但IPCC偏偏對其不重視。這樣做難免會引起爭議。

科學新聞：那麼你怎樣看待“氣候門事件”？有媒體報導，英國科學家在選擇支援IPCC結論的資料時，有意地忽視了部分與IPCC主流觀點不一致的證據。

人類對地球氣候了解有限

丁仲禮：我認為要從兩個方面看待這個事件。一方面，IPCC的部分科學家在文獻的取捨上，確實存在有意識或潛意識地忽略一些資料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事件本身並不表明過去氣溫沒有增加，也不表明氣溫的增高和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完全沒有關聯。我不懷疑人類活動可導致氣溫升高這個觀點，但認為IPCC誇大了這個現象。IPCC稱二十世紀的增溫主要由人類排放溫室氣體所致，但試想一下，最近一百年（一九○六到二○○五）大氣二氧化碳當量濃度升高了百萬分之一六○，氣溫只增加攝氏零點七四度。那麼大氣二氧濃度倍增（工業革命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是百萬分之二八○，在此基礎上增加一倍）後，氣溫將要增加多少度呢？簡單算來是不超過攝氏一點三度，而IPCC給出的結果是攝氏三度。為保證它的結論說得過去，IPCC不得不祭出大氣氣溶膠致冷作用這杆大旗。所以現在問題的焦點不在有沒有人類活動的影響，而是影響有沒有被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