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中利他主義的人性 (2)

衝突中利他主義的人性 (2)
知識通訊評論第76期

巴布亞新幾內亞西部高地部落

電腦戰爭

我與本文的共同作者用電腦模擬出來的早期人類演化人造歷史，支持這樣的觀點。在這些模擬中，我們讓具有包容力的以及擁有地域觀念的人，利他的以及自私的人，在類似我們在更新世晚期以及全新世早期的先祖們，曾經經歷過的那些狀況下，彼此互動幾千代。我們把模擬設計成在兩個群體之中，倘若起碼一個群體中有優勢數量的地域主義者，那麼兩個群體間很可能就會發生暴力衝突。我們也讓每個群體裡的戰士都是地域利他主義者（非利他主義者喜歡讓別人去打架；有包容力的成員則寧願對外來者持之以禮）。因此，擁有最多地域利他主義的群體，比較容易在衝突中獲勝。我們的目的是要觀察戰爭的頻率，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的比例，會如何演化。

在數百萬筆模擬演化歷史中，經過數千代天擇後浮上檯面的族群，若不是較有包容力或較自私，少有戰爭行為的群體，就是地域主義或利他主義盛行，經常與其他群體發生致命衝突的群體。自私的和平國家與戰事頻傳的利他主義國家之間，偶爾會有過渡現象產生，但是無論是利他主義還是地域主義，都從來不曾單獨繁盛。以戰爭做為其成功的萬靈丹，便是它們的共通命運。

氣候與考古學證據指出，用以支撐地域利他主義演化過程的群體競爭行為，盛行於大約十二萬六千年前到一萬年前的更新世晚期。由格陵蘭冰核所記錄，當時極為不穩定的氣候狀態，可能增長人們對資源的競爭，迫使人們進行遠距離的遷徙，以及讓備受窘迫的群體頻傳衝突，在該時期晚期也發生在尚武的群體。

在美國南加州外海的峽島群島上，發現上有投擲性傷口的骨骸，這類的考古發現就顯示，在史前七千年的時候，人類群體在環境逼迫下，彼此的衝突格外激烈。這類的衝突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比例，似乎比歐洲最近才總結出來的「全面戰爭世紀」的死亡人數比例，還要來得高出許多。

現代的歐洲國家是從五百年前，主宰歐洲的五百多個城邦、主教轄區、公國以及其他統治體，經過戰爭洗禮熔練而成。

達爾文曾經對戰爭對於利他主義演化的貢獻做過預測，他說一個具有較多隨時有彼此提醒危險準備，互助協防的成員的部落，將會成長茁壯，勝過其他部落，因此「社會與道德特質將會慢慢地普及於世」。但是他卻漏提了在這些「道德特質」中，有著對外人的敵意這一項。

從基因到文化

類似的演化邏輯延續到今日，在文化演化的時程上，運作得比遺傳演化還要適切。現代的歐洲國家確實是從五百年前，主宰歐洲的五百多個城邦、主教轄區、公國以及其他統治體，經過戰爭的洗禮熔練而成。地域主義的衝突乃是繳稅義務、尊重財產權、法律規範等等新奇制度的觸媒，這些事物意謂著在長達五百年的大洗牌中，藉之存活的法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只剩下二十七個國家仍然佇立於世。

因此形塑歐洲的過程，就如同我們所知的，很矛盾地必須歸功於，套用一位十二世紀，因為十字軍而家破人亡的伊斯蘭軍旅學者所言，「擁有勇氣與爭鬥的優勢，此外無他的那些動物」的豐功偉業。
然而我並不想過度吹捧人類起源中，「張牙舞爪」的這一面。即使在戰爭罕見的時空，環境危機也會讓未能通力合作的群體滅絕，而合作無間的群體則能存活下來。
此外，就像多細胞生物的出現過程一樣，許多人類的特色是從抑制群體成員間的衝突之中，得到演化的動力。這個情況一旦發生，群體成員就會去平均分享共有的繁衍與文化成果，結果使得個體之間彼此競爭的演化效應，與群體之間的競爭相較，重要性減低許多，而讓合作者佔有優勢。

壓抑群體內競爭的做法，在近代捕獵者與採集者中很普遍，其中包括分享食物與資訊，以及防止主宰男性獨佔繁衍機會的交配體系。舉例來說，在巴拉圭以採集為生的艾克人，就會讓群體成員均分肉類與蜂蜜等食物，無論原本是誰採集這些食物回來的。在我們以採集為生的祖先裡，類似的做法幾乎可以確保利他主義與充滿合作性格的個人，不會受到有侵略性的自肥者的剝削。

我們的演化歷史電腦模擬顯示，採取這些所謂「均分做法」的群體，其利他主義成員因為天擇或文化選擇而被消滅的趨勢，受到減緩。若是在群體內沒有抑制衝突發生，群體間實在合理的衝突狀況，就不會促進利他主義的散佈。

因此在人類先祖中，演化壓力不但嘉惠群體成員之間的合作制度，也鼓勵他們與其他群體產生衝突。個人對我類慷慨團結，對他者持疑抱懼的傾向，助長了其群體也採用相同的態度。這種群體與個人特質的有力結合，就像我們人類的先祖一樣，是在全副武裝、高度競爭的國家體系裡（簡言之就是現代的國家主義），當代福利國家的特色。

是遺產，而非命運

因此這種使人鼓舞的公眾精神、代替他人展現的勇氣，以及人類特有的慷慨氣度，正是衝突歷史的胎記。然而我們的祖先不僅進行戰爭，也締造和平。現在以採集為生的人們，從交換商品、資訊、言語、歌曲、以及婚姻伴侶中獲益，預期透過分散風險、共享友誼與互通有無的網路，得以生存繁盛。

舉例來說，在非洲那米比亞與波扎那以採集為生的伊庫恩人，就會與其他群體的成員交換貨物（其中許多只有單純的象徵價值），距離經常超過一百公里以上。這是為了確保他們及其家人，會在私人
衝突或是水源枯竭迫使他們遷徙的時候，能夠得到歡迎。倘若伊庫恩人都能夠想出確保遠方群體的貧苦人們會歡迎他們到來的文化做法，類似的團結精神，一定也存在於現今身處遠方，僅僅一封電子郵件或隔夜班機之遙的人群之中。

此外，人類對社會化與學習格外具有感受力，經常產生出包容力十足的利他行為。民族敵意可以在數年到數十年內，予以改向、減低、甚至消弭於無形。即使是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讓基督徒與回教徒在地中海東岸開打的時候，回教徒、基督教徒與猶太教徒，在一千年前的伊斯蘭西班牙部分地區，就曾經進行過智識上、政治上、甚至軍事上的合作；許多國家廣泛支持救助貧苦國家人民的行動，以及最近美國選民對於種族態度的轉變，這些都在在顯示出確實如此。那些加入金恩博士《我們一定會贏》大合唱的人，並非只是在振作他們的精神，同時也是在對人類的可能性，做出一份合理的評估。

中東的以巴衝突不是歷史特例

因此即使我的主張是對的，地域主義形式的利他主義是人類遺產的一部份，這也不必然得是我們的宿命。

（本文作者鮑勒斯 (Samuel Bowles) 是美國聖塔菲研究所行為科學計畫的負責人，同時也是義大利席耶那大學政經系教授。他著有《個體經濟學：行為、體制與演化》一書）